吳怡農表示，他參加「積極行動指南」計畫記者會，此專案的目標是，如果台灣和外國發生軍事衝突，將民眾須要具備的應變知識與資訊，全部免費上網，分享給社會大眾。他支持這個行動，因為認同它的核心理念，也就是「降低國安知識的門檻、讓更多人參與國家安全的工作」。
吳怡農提到，自己在記者會上表示，面對著國家安全的挑戰，民間早就動起來。政府與決策者也應扛起責任，清楚地說明國安威脅、以及應對的策略、政策、和作為。也讓社會大眾知道每個人在危機時期應該做什麼。有「準備」才不會恐慌；有「準備」才能確保和平、才能持續台灣的經濟繁榮。
吳怡農指出，幾天前國安局長安排媒體專訪，強調中共現在還沒有能力侵略台灣，可是卻沒有提到他判斷中共什麼時候可能有這個能力、或是會相信自己有這個能力——而可能採取行動。當一個國家面臨危機，負責國家安全的政府官員卻這樣說，是值得我們警惕的現象，政府必須面對現實，做好風險管理：如果中共在三、四年內，有可能相信自己有侵略台灣的能力，我們必須提前做好準備，才有機會避免災難。
吳怡農表示，「幾小時之後，我就受到『國安人士』在媒體上的匿名指教，說我貶低國安局長、批評我的發言『廉價』」，政府官員用這種態度和語言來回應嚴肅的質疑，這種示範更是令人遺憾。歷史顯示，當情報單位面臨政治壓力、或把政治考量作為其工作之一，它經常會把「政治需求」變成「情報研判」。近年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美國前副總統錢尼，施壓美國情報單位，誇大伊拉克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分析。
吳怡農批評，情報單位並非永遠都對，當他們判斷錯誤，代價是無數的人命。我們國安局長這次在專訪中的發言，凸顯兩個邏輯上的問題；首先，他假設戰爭與衝突，是經過理性分析後才會發動的。，但歷史告訴我們，事實不是這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沒有人能想像歐洲會發生大規模的衝突，更別說斐迪南大公遇刺的單一事件，在短短的四年內會導致千萬人的傷亡。
吳怡農舉例，日本軍政府在二戰時期認為打不贏美國，但還是策劃並執行了對美國珍珠港的襲擊。歷史提供的教訓反而是：一個國家就算知道沒有勝算，還是可能發動戰爭。美國前總統布希 2003年出兵前從沒想像美軍會在伊拉克、阿富汗耗那麼久；二戰期間希特勒以為很快就能摧毀蘇聯的軍隊，結果花了六個月，而且一敗塗地。日本以為三個月內可征服中國，結果陷入泥沼，到二戰結束前都還沒成功，認為對手的行動會是基於理性的考慮，甚至對方的判斷與思考會跟你一樣，是非常危險的假設。
吳怡農續指出，第二個問題在於，國安局長僅表示「就客觀環境來看，中國並沒有武力犯台的能力」，但反而迴避了更需要情報單位研析的問題：解放軍要多久會具備侵略台灣的能力？萬一習近平認為已經具備了這個能力呢？或是，若在具備完整的能力前，習近平認為他必須採取行動？
吳怡農說，國家安全不應該立基於「對方還沒準備好」。社會期待我們的領導人與決策者告訴我們：還有多少時間，要做出適當的投資與應對，讓我們不斷做得更好，讓敵軍永遠沒有這個能力？
吳怡農也分享了自己先前的觀點，指出從意見領袖到可影響國家決策的人都認為中國攻打台灣的機率很低，而這個危險的假設，帶來嚴重的政策後果與優先排序。這些人認為戰爭風險極低的理由包括：第一、他們認為解放軍沒有能力侵略台灣；第二、他們認為中共不會願意承受「犯台」所可能帶來的經濟代價；第三、他們認為中共不會想與美國、日本為敵。
吳怡農續表示，因此對抗假訊息與認知戰才是關鍵；也因此提升民心士氣、避免失敗主義，才是國家安全的首要目標；或許因此，兵役內容的重建、軍隊兵力結構的調整、軍事訓練與教育的重視、軍中文化的改善等等實質的改革，一直未能獲得相對應的重視與投注，不急迫、也不值得得罪既得利益者。
吳怡農強調，國家安全對全民是無比重要的議題，我們應該看到更透明的討論；「國安人士」的薪水來自納稅人，公開對人民釋疑應該是比較恰當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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