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為高教評鑑政策面上的討論，台灣高教是公共財（Public Goods）還是私有財（Private Goods）的爭議，在世新大學性別所停招事件上，必須介入的正當性，以及所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教育部如何在此次世新大學性別所停招爭議上，有勇氣做出一個具有教育公平與正義的介入行動？
當初成舍我校長創辦世新大學，成校長致力於宣導學術自主的批判性大學精神，他在戒嚴時期堅持聘請受政治迫害的，有膽識提出不一樣意見、具創造力的公共性知識份子們，到世新大學任教。成校長的辦校精神、建所精神是合於「教育邏輯」，如今若以「不賺錢」為理由，理由背後代表其經營大學重視「市場邏輯」已超過原先辦校的「教育邏輯」。
長期以來，台灣高教政策在教育邏輯與市場邏輯上不斷的拔河，兩種邏輯出現彼此糾纏、拉扯、衝突、妥協、再衝突的迴圈現象，掌握臺灣高教是教育邏輯還是市場邏輯，要運用哪一種邏輯才能有效說明臺灣高教競爭力向前進，這是筆者關切的重點，論述說明如下。
高教具有「商業」與「教育」的雙重混血體質
高等教育中的公私立大學身處不是真正自由的市場，而是如學者Le Grand及Lesley Bartlett所提出的「準市場」 (quasi-market)，高等教育具有商業與教育的雙重混血的體質。其中最大的關鍵在於高等教育長期以來接受政府的經費補助，部分大學因可獲得高額的政府補助經費，是不必像私人企業被市場邏輯完全控制，只單純為了吸取學生獲利而持續運作，這便是高等教育身處的屬性位置系准市場而非市場的原因。由上論之，高等教育是可以運用市場邏輯來經營，但就其屬性位置而言，研究者認為除了市場邏輯外，教育邏輯仍可以空間可參與高等教育的現實運作，這些論述思考不是像每年跨年在台北101大樓打的高空煙火，美好絢麗但短暫失真。
如果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全照市場邏輯的原則來指揮運作，在私立大學方面，必然會形成出錢辦校的企業家族、校董等人士是最大的資本家，擁有私立大學最大的控制權。然而，台灣法律規範私立學校為以公益為目的之財團法人，受《憲法》制度性保障，換言之，私立大學屬於公益性質法人，是被定位為屬於是公益性的財團法人概念之上。另外，私立大學的發展在台灣教育制度中，長期受到政府各項經費的合法性補助、再加上社會人士的私人性捐助，所以私立大學不能這樣化約的被出錢辦校的企業家族、校董人士當作私有財產看待。
綜上，這也是為什麼高等教育的屬性位置是準市場。在準市場運作的情況下，私立大學未必是全部屬於私人擁有，仍具有一部分「公共性」的成分，因臺灣的大學法及私立學校法都已指出私立學校是以「教育邏輯」領導「公益為目的」之財團法人，而非單純「市場邏輯」所指揮的以「營利為目的」之財團法人。
教育邏輯代表著辦理高教的理想性格，當然重要，但辦高教需要看見世界的變遷、與時俱進，辦高教的經費不可能一昧地靠政府補助運用，也需要大學能夠自行開啟獲利營收，這是高教發展也需要市場邏輯的原因。正因高等教育具有市場與教育的雙重混血的體質，也讓運用兩者邏輯的優勢辦理臺灣高等教育成為可能，需要找到一個空間，讓教育邏輯與市場邏輯都能有效的合理結合並產生平衡，找到一個讓高等教育健康發展、向前邁進的支點。
「教育邏輯」與「市場邏輯」的差異
林逢祺教授在2012年的《教育規准論》以用英國分析學派的思考方法區辨了市場邏輯與教育邏輯：
在目標上，市場邏輯重視「私有財貨」，教育邏輯強調「共用知識」；在動機上，市場邏輯主張迎合顧客需求，教育邏輯首重充實學生能力；
在方法上，市場邏輯彰顯促成買賣，教育邏輯特別注重引發思維；
在最後的評價標準上，市場邏輯是要增強顧客的依賴程度，教育邏輯則為有效提升學生的自律水準。
同時，筆者觀察到目前市場邏輯帶動社會對大學等級、國際排名、獲利數字的崇拜，但未考慮、未意識到「等級」、「排名」實際上是「某一種表演價值的標誌」，其特徵為外在目的性、績效功利性，容易造成過度重視輸贏的、二元對立式的分數主義、在教育上惡性對敵競爭的負向現象，忽視在現實世界也需要不同的、更獨特的、更多元的高教價值。
當社會端和大學端只看到高教的「等級」、「排名」、「獲利」時，往往會出現「讀這科目沒有用，因為不會考」、「念這大學沒有用，因為排名不高」、「讀這科系沒有用，因為不是熱門科系」、「這科系沒有用，因為不能賺錢」等類似的狹隘觀念，經歷不斷失敗、用行動找尋的內在興趣和終身追求的獨特夢想可能會漸漸消失。
「市場邏輯」讓大學師生陷入追逐數字效率的表演
在高等教育內部中，市場邏輯指導著過度追求數字績效的大學評鑑，將會造成大學師生都陷入一種追逐數字效率的表演。在大學老師方面，老師可能因為評鑑、因為規定要做最有績效的教學，卻忘了教學過程中需要留白、給學生空間彈性、給學生學習失敗經驗與重新修正的機會，當教師新教法實驗失敗，卻可能是為高教發展帶出進步的可能性。過度強調績效，追求在數字上有效的教學，會讓教師不敢運用新的教學方法，因為會拖延、會沒效率、會沒意義、會浪費時間、會無法賺錢，這樣的情勢發展下去，連帶大學原有革新能量，具備帶給社會新創的力量反而逐漸弱化。
在大學生方面，如果每個學生都強調學習績效的有效性，看報告要很快代表自己夠聰明優秀、寫報告要符合授課老師的分析風格才能聰明優秀，不敢或不會提出不同的異見，或因為規定自我進行審查，將造成某一種被迫展演的「表演性聰明優秀」，似乎不能帶來不一樣的、正向的改變。表演性是要符應市場邏輯背後的等級排名，有這樣的等級與排名才有可以交換的經濟價值，而這與高等教育原先需經歷許多失敗，仍持續不放棄，從而形成新知識與新教育過程沒有直接關係。
「市場邏輯」下的EMBA課程
EMBA課程就是會賺錢的商品化課程，在高教發展的現實中，有由市場邏輯所創造的教育商品化課程，熱度不減。從消費者經濟學、市場行銷學的「先以市場需求創造價格，再以需求價格為核心的定價標準」原則切入，這些是用於建構市場邏輯所創造的商品課程的規定價格，即使可能與實際的教育價值不符，通常念一個EMBA至少要花台幣30、40萬元，甚至選讀某兩岸知名大學聯合的EMBA課程念完要花費200萬元，報名呈現額滿且一位難求，然而無法忽視課程價格和實際課程的價值有落差的事實，但為何EMBA課程仍是火紅，不缺乏購買者，答案在校方先以市場需求創造價格、再以需求價格為核心的定價原則。
被市場邏輯所創造的EMBA課程已將學生當作客戶，而課程與教學的走向從以往重視「教育邏輯」的「學生中心」，變成強調「市場邏輯」的「客戶中心」。這些年收入很高的社會人士，表面上在課堂上喊老師，在心理層次可能也把自己當客戶老闆，因EMBA課程是一種媒介，EMBA課程老師的商業實戰能力有可能遠低於客戶學生，但在EMBA課程的同學很多是商場的成功人士，其目標大多是運用「經濟資本」換取「文化資本」（學歷），在課堂中拓展其產、官、學、研等人脈資源，最終目標是增加自己的社會資本，選讀EMBA課程不是想成為知識專家，且課程設計是被市場邏輯所指導，教學是以客戶為中心，其課程不能設計過難，因為必須以客戶的現實需求為尊，這和教育邏輯中以「學生需求」有很大的差異，學生需求是學習到「真正的知識能力」。目前已有研究顯示，EMBA課程中的知識學術性會降低，及學習者在學術型態上學習成功率也會減低。
消費者中心與學習者中心的教育差異
常有論者認為「消費者權益」的課程，必然是以學習者個人為中心的教育性課程設計，其實必須小心地分辨其中的細微差異，以及指導這些課程與教學運作背後是哪一種邏輯，因現在常有所謂為消費者製作量身設計的個人化課程，其實只是要提高個人成本參與在高教所用的象徵和修辭，因為接下來的教育課程會被限制、被框架在「消費者權益」的監管框架。
消費者權益是建議在保護商品符合消費者心中的需求品質，但這樣需求品質不一定等於教育邏輯中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品質；在某些情況，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設計不全都受到學生喜歡的，也可能不是很容易通過拿到學分的課程，卻會得到實質知識能力、獨立思維、自律等可運用於未來現實生活。
然而，「消費者權益」為中心所創造的課程，例如EMBA課程主要著眼點是社會身分為企業老闆、或社會各領域經濟成功人士的「需求」，而這需求可能不是「教育性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商業性交易需求」，這與原先的「學生的學習權益」，兩者之間有著顯明的差異。
回溯到教育根本的思考與觀察，被市場邏輯控制的高教政策、課程知識的設計、教師的教學方法、教師專業的界定、師生角色的認同等，影響關於高等教育發展之一切事務，將會被化約為一個大學、社會、個人交換獲利的公式，將特定的財務價值簡易化約地去推斷為正式教育體驗，並透過各種行銷方法去創造市場需求、建立可做金錢交易上的價格數字，最後認為可以根據整體市場邏輯來進行投資與交換，輕鬆計算成本與實質獲利。
但高等教育發展的體質本不能完全被市場邏輯來商品化，因為教育的對象始終是「人」，不是可交換的「物」，教育經驗對任何價值的等式不能以其貨幣價格，卻不關注其實際的課程經驗，而教育邏輯指導的高等教育發展是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看見的「時間價值」，不是立即可交換的、立即可見的「金錢價格」。
矛盾的是，既然「教育邏輯」這麼好，為何高教政策不能全部由「教育邏輯」來指導，高教政策與發展一切都靠教育邏輯指導不就天下太平、再啟盛世了，最大的關鍵在於我們生活的世界主要是由市場邏輯所建構的現實世界，所以高教政策與發展也不能完全由教育邏輯來控制，否則高教發展在現實上會遇到因理想性過高導致課程無人問津，無足夠財源收入，導致退場無法繼續經營的狀況。但筆者認為在探究此問題，必須先放下教育邏輯與市場邏輯必然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政策框架，此時需要考慮「教育邏輯」、「市場邏輯」兩者靈活並用，嘗試創造高教政策與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
他山之石其一：英國高教發展因市場邏輯所遭遇的危機
以英國高教發展為例，英國透過市場邏輯指揮高教政策，在近年不斷提高學費到4倍，為的是確保英國高教有足夠的財源，但在全部透過市場邏輯運作的過程，發現出現新的議題。
因在學生層面的回應上，已出現付高額費用的部分英國大學生提出進英國大學無用論；
在社會層面的回應上，高學費造成更多英國青年無法透過讀大學進行社會流動，形成社會階層結晶化與貧窮階級再制，延生更多的英國貧富階級的社會對立議題；
在大學教學、與課程設計、大學評鑒上，英國發現市場邏輯對高教政策與發展的全面掌權，代表學生變成顧客，擁有商品選擇的自由等將在一個大學的教師教學、課程設計、大學評鑒層面上表明放大消費者的自由裁量權，例如學生的身分是客戶消費者，消費者可由自己意願去拒絕參與英國大學的教學、課程、評鑒。
但在極端的情況下，「有錢是大爺」的市場邏輯會在高教發展上產生根本性的破壞，金錢在高教發展的價值地位上，並不代表是絕對是掌權者，這是市場邏輯給予學生顧客錯誤的慣習，如果完全放任，將會嚴重的破壞、侵蝕高教對於國家人才在知識教學、技能訓練與社會共同珍視價值上的貢獻。
然而，在英國高教決策上也有國士察覺市場邏輯產生的危機，故刻意在課程上強制規定學生必須上課、共同開會並提供貢獻等非市場邏輯所指導的規定，企圖淡化學生是客戶消費者的色彩，這麼做一方面是確保英國高教的傳統資產、教育根基與課程品質不被市場邏輯過度破壞，也同時讓英國高教有足夠的財源可以繼續營運。
他山之石其二：日本高教「J模式」
在亞洲方面，日本高教界已開始反省「市場邏輯」所指導各項要求數字績效的制度，對高教發展所帶來的限制，一個國家社會需要大學帶來新創革新的力量，這樣的力量是來自高教原先追求的新思考、新知識與新教育，指導這樣正向力量的上位思考是「教育邏輯」。
而這樣的例子可以看到日本高教界已開始反省為何經歷各項要求高數字績效、通過所謂數字等級化地獄考試的日本名校的學生，在現今似乎不能發揮以往日本高教與社會經濟連合的「J模式」（J- model）。J模式是日本築波大學特聘教授金子元久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他強調日本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過程，在經濟與教育政策能連合產生作用的關鍵是「J模式」，讓日本教育與經濟產生獨特鏈接的型態，可理解為「政府」、「家庭」與「雇主」三端之互動配合，在「家庭」端，日本在1960年代因經濟政策發揮功能，讓經濟成長、家庭收入成長，當時家庭收入每年多10%，這個成長數字代表一個家庭若維持與前一年相同的消費水準，便能多10%的儲蓄投進教育支出，當大部分的家庭都有足夠經濟去投資教育，也讓日本升學考試上產生白熱化的競爭生態，建構出日本傳統的考試主義文化，而當時所建構的考試主義文化是具備提供日本內需的經濟產能。因此，日本大企業在招募人才時，雇主多會特別挑選高教名校畢業生，當時認為高教名校畢業生具高水準的基礎學術能力，而此能力除易於吸收消化企業原有的知識與技能，更可替企業組織創立新知識、新技能、新利潤。
新時代帶來了轉變，近年來日本產官學界意識到由舊式重視高數位績效的「考試煉獄」、單一化「文憑主義」所出產的高教名校畢業生，到企業任職時失去產出高效經濟的效果，讓以往日本高教名校生通往日本大企業的J模式，逐漸不能發揮效用，也帶來了日本名校背景的白領人員，不斷轉換、持續流動於不同公司之間，名校大學生出現畢業不一定就業等社會現象。
雖目前日本高教在名校招生上的考試成績上競爭激烈，但也因應J模式遭遇困難，已開始減少考科的措施，而當日本高教界發現強調高數字績效「市場邏輯」，其無法有效促進高教發展在「質的提高」，以往日本讓經濟與高教可連合自食的J模式受到挑戰外，也觀察到啟動社會革新的經濟與文化的新創力量，卻多來自日本高教之外，這是日本高教界正意識到，並嘗試解決「市場邏輯」所引發的連鎖難題。
除了賺錢的市場邏輯，尋找台灣高教發展的另一種新可能性
行文至此，世新性別所為北台灣唯一性別研究所，成立迄今已有20年，積極倡議與實踐性別正義，故有其存在之意義。而此次世新大學強行停招性別所事件，除了社會大眾可站出來為保留性別所而發聲，也可深度思考台灣高教發展中，「教育邏輯」與「市場邏輯」一定要二元對立嗎？
蘇格拉底曾提過要正向改變世間制度、人世的事物，二元對立不是解方，而是需要創造另一種新制度、建立新事物的可能性，帶領高教發展的教育議題也是如此，當我們可以看到「市場邏輯」逐漸擴散到教育領域然後進行批判分析外，筆者想問的是，有沒有另一種超越二元對立的分析式思考？因為在現實世界中，高教發展需要教育邏輯，也同時需要市場邏輯，應該如何同時運用兩種邏輯來辦理好高等教育呢？能否借鏡國際間能同時運用教育邏輯與市場邏輯辦好高教的前例？這是筆者想邀請台灣高教主事者、社會大眾除了關心世新大學性別所停招爭議之外、一起用思考與行動回答的問題。
★快點加入《壹蘋》Line，和我們做好友！
★下載《壹蘋新聞網》APP
★FB按讚追蹤《壹蘋新聞網》各大臉書粉絲團，即時新聞到你手，不漏任何重要新聞！
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