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教育學院副院長侯永琪也點出這類世界大學排名系統的指標問題，因目前QS、上海交大、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等世界大學排名的共同點皆以研究為主，有操作空間的事實，筆者追蹤此議題已多時，認為世界大學排名有其評鑑的客觀效度，但大學端不可完全依從其指標治理大學，反而可從大學教師評鑑制度典範轉移的政策角度發力，筆者論述如下。
世界大學排名的客觀效度與主觀限制
目前世界大學排名常出現的爭議，是英美主流世界大學排名，低估文化傳統根基強的歐陸大學系統，歐陸大學系統的德國大學很明顯被低估，例如在2021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名列德國第1，全球第50位。202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慕尼黑工業大學名列德國第2，全球第41位。2020年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RWU）中，慕尼黑工業大學名列德國第2，全球第54位。
2020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全球大學排名中，慕尼黑工業大學名列德國第3，全球第77位，然而，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卻是歐洲創業型大學的頂尖學校，在這裡就可以看到世界大學排名的根本問題：「等級性低、異質性高的歐陸大學，為何實際辦校水準在國際評比上，並不低於等級性高、異質性高的英美大學」，但被低估的歐陸大學算被排名低估，治理大學的政策並不完全被排名牽引，在學術和教育仍有信心和實力可以超越英美大學，因歐陸大學有其數百年文化傳統作為學術和教育發展的底氣。
大學教師評鑑指標影響高教發展方向
回觀台灣的大學教師評鑑指標，仍和世界大學排名首重的「研究」做強烈的掛勾，在目前評鑑制度，在時間心力重要性的比重權衡下，造成大部分的台灣大學教師必須面對現實以研究為主，對教學的態度則為應付就好的工具理性思維，這樣單一簡化的評鑑標準、僵化的升等機制以研究發表的特定期刊論文為依據，將會造成扭曲學術研究性與創造性，忽視論文的多元與品質，更忽略大學在「教育」的本質與使命。
然而，面對現實制度的挑戰，筆者舉世界大學發展史的典範轉移為例：19世紀德國學者威廉·馮·洪堡（Wilhem von Humboldt）用行動帶起大學的學術革命，成立一個新的大學——柏林洪堡大學，讓柏林洪保大學成為「現代大學之母」，以此提倡「教學與研究合一」的精神，改變了舊大學只有教學職責而無科學研究，使得教育與科學研究的功能同時在大學發展被重視，直接影響到歐洲、美國大學的發展。
承上所言，目前現實的台灣大學教師評鑑制度，可能被強制和世界大學排名首重的研究指標掛勾。但大學教師評鑑指標會直接影響台灣高教發展方向，事關台灣的大學教育培育人才的品質，人才資源正是台灣社會發展能否向前的關鍵之一，社會大眾、政府與高教圈都需要正視這個問題，期盼我們的大學教師評鑑制度也發生進步的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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