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一審去年審理時，張男請求交保，法官問他交保能力如何，也就是能拿出多少保釋金，張男說：「大約1萬5至2萬元。」他表示自己高職學歷，之前從事餐飲，每月收入4至5萬元，無須扶養家人。」但法官不准他交保，不過，張男承諾2名被害人，每月賠償2人各5萬元、8萬元，第一期款項於今年3月10日給付，一審審酌張男已與2名被害人達成和解，去年11月輕判他2年2月徒刑。
上訴高院後，法官問張男如何賠償每月13萬元，他說：「我答應要賠償的時候就想過了，我可以去身兼數職來賠償他們。」法官又問張男，他答應的和解條件和收入差距過大，是否是為了減刑才和解，張男說：「母親需要扶養，我當初的工作是在台北港做人力搬運，月薪3萬1，但是我母親是做餐廳的，餐廳那邊的薪水比較高，我可以兩邊都工作，我當初也有想，就算1、2個月突然賠不出來，也可以去跟被害人協調下個月再多還一點。」
高院認為他先前在一審時供稱：「從事餐飲，每月收入4至5萬元，無須扶養家人。」到了高院卻改口：「母親需要扶養，之前在港口工作，月收入約3萬1000元。」可見他對於原來從事的職業、是否需要扶養親屬等事項，前後供述不一，縱使他可以如願兼職餐飲、港口工作，月收入也不超過8萬元。
因此高院認定張男資力不佳，為了獲得減輕刑罰，於一審調解程序時，輕易許諾自己無法履行的賠償金額，此外，一名被害人具狀向高院表示，張男承諾今年3月賠償第一期款項，但根本沒履行，「讓我感到遭受二次詐騙，張男無誠意悔改，想假借調解取得從輕量刑」。因此高院加碼改判張男3年徒刑，可上訴，並裁定他繼續羈押。
此案高院合議庭審判長是廖建瑜，受命法官林孟皇，陪席法官林呈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