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報導，2015年歐洲爆發難民危機，超過百萬人湧入德國，其中多數來自戰火中的敘利亞。適逢難民危機10週年，德國外國記者協會（VAP）邀集當年來德尋求庇護的敘利亞難民、協助難民的民間團體與地方官員座談，回顧這十年間的歷程與挑戰。
阿薩德政權垮台 返鄉還是續留德國？
10年前與德國前總理梅克爾在柏林難民營自拍爆紅的莫達馬尼在座談中分享，這些年不時遭誣指為聖戰分子，也經常收到仇恨訊息，但他對人生仍心懷感激。
在柏林生活邁入第10年，莫達馬尼已取得德國國籍，從柏林大學畢業後成為攝影記者，目前正籌拍一部有關敘利亞難民的紀錄片。
2024年阿薩德政權垮台後，他首次重返大馬士革。對於是否考慮搬回故鄉，他說：「我在柏林完成學業，有了自己的公寓，也遇見了所愛之人。我有兩個家，一個在敘利亞，一個在柏林。」
目前在天主教難民扶助組織任職的馬里克（Aghiad Malik）回憶，自己當年因不願參戰而逃離敘利亞。他說，十年來能在德國完成學業、找到工作並建立朋友圈，除了受惠於官方難民政策，也歸功於德國民間社會展現的「歡迎文化」。
至於是否該返鄉，馬里克表示，敘利亞當前局勢仍充滿不確定性，能否維持穩定、是否能成為真正保障人權的國家，都還沒有答案。他並不贊成德國對尚未入籍的敘利亞難民推動大規模遣返。
同樣來自敘利亞的作家卡特萊許（Ahmad Katlesh）則坦言，他對外界常問的「阿薩德政權垮台後，敘利亞人是不是該回家了」這類問題十分反感。
卡特萊許認為，許多難民已在德國生活多年，建立家庭與工作，理應有權選擇自己的去留，而不該被迫在「留下」與「返回」之間二選一。
德國社會與媒體過去10年經常用「成功」或「失敗」的二分法簡化難民議題，這樣的論述框架往往帶著功利或政治色彩。例如「年輕難民該留下，因為能工作；年紀大的難民就該回去，因為學不會德語。」這種思維不僅殘酷，也忽略了難民作為人的複雜處境。
從歡迎難民到向右轉 融合是漫漫長路
柏林難民扶助組織「莫阿比援助」創辦人漢尼格斯（Diana Henniges）補充，雖然德國在2015年展現了強大的「歡迎文化」，但十年來結構性的問題並未根本解決。許多難民仍在醫療、居住與行政流程上遭遇歧視與拖延，語言翻譯往往也必須依靠志工支撐。
梅克爾當年開放邊境的決定，雖避免了更大的人道悲劇，但回顧過去10年，仍留下許多值得檢討與反思之處。
轄區是柏林難民安置重點區域的前柏林夏洛滕堡－維爾默斯多夫（Charlottenburg-Wilmersdorf）區長諾伊曼（Reinhard Naumann）直言：「我們回答了『我們做得到』，卻沒有回答『要怎麼做』。」
諾伊曼批評，聯邦政府至今仍缺乏長遠規劃。德國自1960年代開始便有大量土耳其勞工移民，卻始終不願承認自己是一個移民國家，導致政策搖擺，為極右翼留下操作空間。
近年排外的另類選擇黨（AfD）在多個聯邦州躍升為第一大黨，並持續以「不工作、依賴福利、帶來社會問題」等標籤描繪難民，甚至渲染「穆斯林是災難」的敘事。多數與談者對難民危機十年後社會向右轉的趨勢深感憂心。
在嚴肅的討論中，也出現一段溫馨插曲。記者提問環節，台下一名攝影記者蓋洛普（Sean Gallup）向莫達馬尼自我介紹，表示自己正是十年前側拍下他與梅克爾自拍的攝影師。
蓋洛普微笑對莫達馬尼說：「很高興看到你在這裡找到新生活，而那張照片或許也幫了一點忙。」兩人相隔十年再度相遇，為難民融合的漫漫長路，留下了一顆溫暖的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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