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 CLB）總部設於香港，追蹤中國各地工人集體行動與安全事故。
24日查閱中國勞工通訊統計資料可發現，今年上半年勞資糾紛、工人維權等案例達699件，較去年同期增加205件；今年7至11月，相關案例數為933件，10月單月高達226件。今年1至11月累計案例1632件，較去年同期激增889件、增幅119.6%。
中國勞工通訊分析說，全球經濟受到疫情影響衰退，海外訂單減少導致中國沿海省份製造業陷倒閉潮，激發工人抗議活動；情況到了下半年愈加嚴重。工人維權案例在每個省市都有個案，廣東省為最多省份；在今年維權案例中，建築業、製造業相關類型占大多數。
「美國之音」今天報導，中國經濟在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後沒有明顯好轉，持續受到經濟成長放緩、房地產市場低迷、外國投資下降、青年失業率飆高等打擊。一些企業經營困難或倒閉，導致工人被苛扣、拖欠薪資等情況嚴重，勞資衝突、維權案例明顯增加。
有些企業在今年10月左右即讓員工提前放假。廣東省佛山市大瀝川通鋼化玻璃有限公司在12月4日發出員工通知表示「由於經濟低迷，市場需求持續下滑」，決定12月11日起讓員工放假，直至明年3月11日才復工；是否真能如期復工則是問號。
「美國之音」報導引述中國時事觀察員王劍的評論指出，中國工人普遍收入低，難有多餘的錢儲蓄，必須每個月拿薪才可維持開支，拿不到錢就會抗議，那些「放長假」的員工很可能會由於薪資、失業等問題也走上維權之路。
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員周艾丹分析，工人維權個案量在過去3年疫情期間屢創新低，封城等防疫政策導致失業，工人仍可體諒這不是企業、老闆的問題，可改從事快遞工作或到方倉醫院上臨時班暫時解決失業問題；疫情結束後，卻因訂單大幅減少導致欠薪情況愈來愈嚴重，最終一發不可收拾。
周艾丹指出，工會跟政府部門未能代表工人，廠內工會沒有運作，工人不能經常地監察工廠運作，所以爆發問題時，已達難以收拾地步。老闆積欠5至6個月薪資發不出來，工會、政府也難以介入，只能要求資方承諾加薪或交待何時能還清欠薪。
中國今年的勞資糾紛、工人維權案例多與建築業、製造業有關，服務業相較少很多，薪資積欠問題沒那麼地嚴重和普遍，不過仍有其他問題。
山東省外賣快遞員孫富貴對於職安和薪資過低等問題感到憂慮。他說，外送是趕時間的行業，容易遇上交通事故、闖紅燈違規等；另外，薪資實在太低，一單外送平均僅賺人民幣3元（約新台幣13元）。
孫富貴說，外送入行門檻低，愈來愈多人加入，訂單卻由於經濟不景氣不斷地減少，如果外送行業也出現欠薪問題，外送員也會參與維權運動。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極力維持社會穩定，對於群眾運動和維權運動一向採取打壓態度。
王劍認為，維權案例太多，倘若政府大力鎮壓，工人一旦翻臉，政府也很難處理；現在地方政府土地賣不出去、財政困難，連警察的工資都發不出來，政府氣焰沒有過去那麼囂張了；今年也有公務員維權運動，這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嚴重的管治危機。
周艾丹剖析，工人維權案例太多，每個星期、每個區都有2至3例，大部分是小規模、不足100人參與，未能引起社會關注，政府也無法逐一處理；除非事件發展為大規模堵路，引起關注又影響到其他民眾，政府才會在最嚴重的情況下進行打壓。（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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