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台灣在華府遊說工作，多數人對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不陌生，而負責前線遊說工作的竟是位荷蘭人。
究竟一位荷蘭人為何會成為美國挺台法案幕後推手之一，而且一做就是33年，目前擔任FAPA附屬遊說組織台灣人公共關係會（FAPR）執行長的昆布勞（Coen Blaauw）近日接受中央社專訪透露，這一切都源自他的大學畢業論文。
昆布勞表示，他就讀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 法學院，由於從小對日本深感興趣，原本畢業論文想以日本做主題，但許多同學都選日本，只能改寫別的。
1981年，中國因為荷蘭政府出售潛艇給台灣而降級中荷外交關係，這場外交風波引起昆布勞注意。他說，中國懲罰荷蘭的作法，顯然是要警告其他國家和台灣走太近會有什麼後果，「我當時心想，應該沒有人（論文）寫台灣，那我來寫」。
昆布勞叔叔早年在荷蘭飛利浦台灣分公司工作，讓他1985年首次有機會踏上台灣土地；大學畢業後，昆布勞1989年因緣際會到華府參加一場台灣相關會議，進而認識FAPA人員、進入FAPA工作，從此和台灣結下近40年不解之緣。
台海安全近來成為華府矚目焦點，美國議員開口閉口都是台灣，國會挺台聲量前所未見。但昆布勞回憶，33年前國會在意台灣議題的人不多，甚至有人把台灣誤認為「泰國」，遊說工作相當不容易。
加上當年電子郵件、即時通訊服務尚未普及，昆布勞只能「土法煉鋼」，靠傳統郵件、傳真或電話建立關係，每天早上騎單車到國會山莊找幕僚、找議員。靠著一場又一場遊說會議，FAPA慢慢在華府為台灣議題打開能見度。
昆布勞說，FAPA在華府遊說工作上向來是「意見領袖」。他舉例，FAPA於1992年就開始推動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提出「UN for Taiwan」（支持台灣入聯）倡議；過去台裔美國人護照出生地被迫選「中國」，但在FAPA積極遊說議員下，1994年起總算能選填「台灣」。
在推動台灣主權議題上，FAPA也不遺餘力。自2004年以來，FAPA持續透過不同議員，提出呼籲美台恢復邦交的決議案。
昆布勞表示，要實現美台建交機率雖不高，不可能明天就發生，但決議案具重要「教育意義」。他說：「我們想要提醒國會議員，目前只有5個國家與美國沒有邦交關係，包括伊朗、北韓、敘利亞、不丹及台灣，我們相信台灣不歸於此類。」
2018年3月生效的「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簡稱台旅法）則是FAPA另一項遊說成果。台旅法是繼1979年「台灣關係法」後，美國第2部重大涉台法案；此法呼籲美國允許部長層級國安官員在內等各層級官員訪台，並允許台灣高階官員訪美，為美台官員互訪提供重要法律依據。
在為台灣議題努力33年後，現年64歲的昆布勞計劃2023年底退休。但在離開崗位前，他期盼在幾項重點工作上能看到進展。
昆布勞的首要目標是讓駐美代表處成功改名為「台灣代表處」（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他說，更名案目前在國會獲得許多支持，但卡在部分議員覺得改名僅具象徵意義。
昆布勞強調，在台灣議題上，「象徵性就是實質性」，駐美處改名能為台灣人民帶來尊嚴與尊重。他個人認為，美方讓台灣改名意願仍在，重點是時機點；FAPA有建議美方，若北京再奪取台灣邦交國或又做什麼「惡劣的」（nasty）事，就應立即讓駐美處改名。
終結美國「一中」及「戰略模糊」政策也是FAPA一大重點。昆布勞說，目標是未來美國官方文件提及台灣時，不再提到美中三公報，FAPA目前也積極遊說讓美國總統公開表態「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並爭取讓外交部長訪問華府，出席眾議院外委會聽證會。
另外，有鑑於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一職重要性，昆布勞表示，AIT處長提名應比照美國一般駐外大使提名程序，必須出席國會人事聽證會，提名也須獲參議院同意。
看著台灣在美國國會從過去的鮮少人關心，到成為當前重點議題之一，昆布勞難掩驕傲之情。
他說，FAPA雖不是唯一從事台灣遊說工作的組織，駐美代表處與部分法律事務所都有投入努力，但FAPA擁有由全美3000位會員組成的「軍隊」，觸角密且廣，每位會員每天都能聯繫選區議員，為提升台灣議題能見度盡一份心力。
至於他的接班人選，昆布勞說，目前還在找，但希望能交棒給台灣人或台裔美國人，讓他累積33年的國會遊說經驗得以傳承下去。（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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