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相信新聞報導《身障女學生遭霸凌校方竟說「再忍一下」 高雄教育局出手了》並非個案，類似事件曾在今年3月媒體曝光，人本教育基金會工作人員楊詠晴投書敘述一名患有妥瑞、過動、閱讀書寫障礙症的特殊學生，在社會異樣眼光和親人不諒解的困境中，不斷奮鬥突圍，終於就讀大學特教系，原以為將迎向光明的未來，未料一再遭學校老師極不友善的對待，其上大學期間不但沒有得到支持鼓勵，反而受到許多歧視性言語攻擊折磨，身心受辱、人性尊嚴受損之下，這孩子受不了長期惡意對待，最後選擇了輕生。
我國《特殊教育法》立法將滿40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國內法化進入第8年，但卻接連發生特教生在學校受到不平等待遇、遭受言語和肢體暴力、被制度霸凌，最終導致悲劇發生。此現象不是這些特殊學生過度脆弱的問題，而是教育人權是否適當保障特殊生的問題。不能放任霸凌特殊學生現象合理化，建議需從《特殊教育法》修法和改變文化觀念著手，說明如下。
特教專責人力和品質問題尚未完善
目前台灣特殊教育學生人數持續增長，身心障礙學生之受教權益，理當更受重視。然而，目前特教老師卻長期出現過勞和人力不足等問題，而特教專責人力和品質問題未完善，便不能確保特教生的教育品質，連帶特殊生遭到霸凌，也會出現老師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狀況，所以會出現「快畢業了再忍一下」這樣合理化霸凌的說詞，事實上霸凌是必須零容忍的。
我國施行《特殊教育法》，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內國法化，兩公約所揭櫫的教育精神為每個孩子的困難皆能被看見、需求能被友善地回應，除由台灣教育部擬定相關行政計畫推動外，積極與社政及衛政等資源連結，亦應進行《特殊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特別是第15條和第30條之1，因目前特教專業人力不足，需培訓資深專業人力，衍生難以提供情緒和行為障礙者之妥適行為策略，而特殊教育的品質保證，其關鍵於特殊教師專業發展、及照服員、教保員相關人員專業能力發展的提高，而教育部和衛福部共同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獲得所需之服務資源和政策支持，此為改善台灣特殊生發展困境的方法，也是防治特殊生遭受霸凌的最大關鍵。
家庭、學校、社會合作理解差異共存
特殊學生最常出現障礙為在溝通能力與社會互動能力不足，導致孩子在課業學習、與家人相處、學校人際關係、職業生涯都遭遇到發展上的困難。當特殊孩子年齡增長，從特殊學校或其他正式學校系統完成學業，將面對是更大的就業挑戰，而對於特殊生的家人來說，對特殊孩子付出是一輩子的陪伴，在過程中所付出的心力，所承受的巨大壓力，不是一般民眾所能想像。故家庭、學校和社會共同連線關心特殊生的教育處境，就能改變因歧視導致的霸凌行為。
學者劉美慧曾指出：「行動實踐不分大小，從幽微的內在世界的改變、家庭生活以至參與公共活動，都應該被關注，因為個人價值觀的轉向，即可能引發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的轉變。」同理，當家庭端、學校端、社會端合作發力，去改善台灣社會中潛在或隱而不顯的歧視文化，從看到特殊學生身上「差異」做教育起點，而是差異可以讓學生看到彼此的不同，學習和不一樣的人一起「共好共存」，連帶台灣特殊學生的各種潛能也會因教育獲得開展，讓「差異」變成「台灣社會進步的來源」，阻絕歧視文化，重視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的制度環境，包容、保護特殊孩子順利成長，為社會貢獻所長。
讓台灣人以文化多樣性和人性化為傲
台灣有民主、自由、人權灌溉的教育環境，我們更可以用耐心包容、同理善待這些特殊學生，如何透過教育制度培養一個幸福的特殊孩子，透過立法和教育去關注特殊學生身處的學習困境、發聲困難，並為其發聲，透過尊重差異性的立法修法和教育倡議，形塑越差異越能帶來美麗、更具多樣性文化、更「人性化」的台灣社會，讓台灣人民能以保護到每一個特殊學生的教育權益為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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