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中國公布「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出組建中共中央金融委員會，加強中共對金融領域重大決策及問題的統一領導。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也提出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統一負責除證券業之外的金融業監管，是國務院直屬機構。
《金融時報》25日的報導指出，中共中央金融委員會有近100人負責監管金融事務，而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直接向總理李強匯報。何立峰在任命人行高層有發言權。
報導表示，一些國營銀行高管，例如中國工商銀行副董事長廖林、中國農業銀行董事長谷澍和中國人壽總裁蔡希良，都是中共20大中央候補委員，而中國人行行長潘功勝雖然負責監管這些銀行的日常運作，但潘在中共20大不是中央委員會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
在中國著重階級的制度下，這令潘功勝在長遠規劃金融政策上影響力減少。分析人士認為，這會令央行變成執行政策而非制定政策。
一名最近見過潘功勝的外國學者表示，央行的銀行家們非常清楚國內的經濟挑戰，他們認為由於債務過剩和人民幣疲軟，使用貨幣刺激政策的空間不大。
《金融時報》報導表示，人行也不熱衷於採取有針對性的再融資工具等政策，來支持小型企業和房企來完成未竣工的房屋。許多官員和分析師都認為，這些準財政和臨時措施，應由財政部而非央行推出。
但是，在中國國務院要求提振經濟景氣的壓力下，央行目前正在更多地使用這些工具，影響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不過，北京中央在提振經濟的過程中，強調利用這些財政刺激措施，再加上調節利率作為輔助措施。
但一些分析人士警告，這樣可能會忽視基本經濟問題，也使央行被邊緣化。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學助理教授安田（John Yasuda）表示，貨幣工具不足以解決投資回報下降、勞動力萎縮和社會福利體系不健全等長期問題。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21世紀中國中心主任史宗瀚（Victor Shih）說，「隨著（來自黨的）監督更加直接，也許人行抵制量化寬鬆政策的能力會減弱。」（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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