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對奢侈品的需求一方面受到家庭財富增加的支撐，韓國銀行資料顯示，韓國家庭淨資產在2021年增加11%，韓國家庭財富的76%左右是房地產，自2020年以來，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
另一方面，韓國消費者也熱衷於對完善自身的外在體現，摩根士丹利分析師在報告中指出，與大多數其他國家相比，外貌和經濟成就在韓國能引起更多消費者的共鳴。
華爾街見聞報導，麥肯錫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22%的韓國受訪者認為，炫耀奢侈品有失品味，日本和中國的這比例分別為45%和38%。
此外，只有5%的韓國人表示，他們對自己在高端產品上的花費感到內疚，而在其他已開發國家這比例為10~15%。
同時，年輕化也是韓國奢侈品消費客群的一個特點。韓聯社報導，韓國目前的奢侈品市場由MZ一代（1980年代到2000年代初出生的人）主導：「以新世界百貨為例，2020年20多歲和30多歲人群購買奢侈品的比例達到50.7%、10.9%和39.8%。在樂天百貨，20歲和30歲顧客的奢侈品銷售比例從2018年的38.1%上升到2020年46%。」
華爾街見聞指出，針對這些年輕的客人，奢侈品牌也在透過韓國本土的偶像來刺激需求。報告指出，幾乎所有的韓國名人都是頂級奢侈品品牌的品牌大使。
韓國人為什麼喜歡奢侈品？可能與其特有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離不開關係，首爾大學消費者學教授金蘭都在其著作《奢侈的國家—奢華韓國》中，將韓國奢侈品消費者分為了炫耀型、仇視型、幻想型、同調型等4個類型。
炫耀型：在「不能與不三不四的人相提並論」的先民意識基礎上，再加上韓國人特有的體面意識序列意識的情況。仇視型：在「我也不行嗎？」的羡慕意識和「憑什麼我沒有」的韓國平等意識相結合的情況。
幻想型：將對「與現在不同的我」、「相似的我」的變身慾望投射到奢侈品上的情況。同調型：「別人做，所以不能落後或被排擠」的不安意識的產物，是「跟著朋友去江南（整形）」的韓國特有的集團文化煽動的情況。
首爾國立大學心理學教授Kwak Geum-joo則使用「帕諾普利效應（Panoplie effect）」解釋這種現象：「年輕一代購買名人穿過的衣服或鞋子時，會感到很開心，覺得自己成了名人，似乎很有成就感，自尊心也增強了。」
除此之外，奢侈品消費的爆發也與新冠肺炎疫情有關。延世大學經濟學教授Sung Tae-yoon表示，由於疫情限制韓國人的其他支出，因此奢侈品的消費成為了一種替代，乃至報復行為：「許多韓國人過去常常將可支配收入花在出國旅行上，但由於新冠肺炎，這不再是一種選擇。所以現在韓國人，包括年輕人，都將可支配收入花在了昂貴的奢侈品上。」
華爾街見聞報導，實際上，韓國的奢侈品消費者群體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並非富人。據韓國兼職網站Alba Cheonguk 2020年的一項調查，有83.3%的20多歲的人透過從兼職或全職工作中節省薪資來購買奢侈品，33.6%的青少年表示他們會將韓國感恩節津貼花在奢侈品上。
金蘭都在其著作中指出，韓國的名牌行銷業界將奢侈品顧客分為傳統富豪（Old Money）、新興富豪（New Money）和假富豪（Fake Money）：Old Money是透過世代相傳長期積累財富的人，New Money是指富二代或暴發戶，他們對品牌的知識和理解相對較高，是奢侈品行銷的主要顧客。
Fake Money則根本不是富豪，而是以模仿新New Money消費的20、30多歲人群為中心，購買平時看好的一種商品的名牌主義者。
金蘭都表示，在上節所述的四種消費者類型中，只有炫耀型屬於New Money，剩下的3個類型都屬於Fake Money，其中，仇視型是自卑感較強的中產層，幻想型是陷入自戀，夢想華麗變身的年輕人，其中特別是娛樂業從事者，同調型是在自我不發達的狀態下，對流行敏感的青少年身上發現的較多。
他強調，比起把韓國的奢侈品消費文化看作是人類的本性，更應該看作是消費社會的物質文化培養出來的產物。社會財富越偏重，擁有階層的炫耀欲望和不具備階層的追隨慾望就越大。從這一點看，過度消費是僅靠個人或階層的道德性無法解決的國家問題。
這些消費超出自身收入水準的奢侈品的人群，折射出韓國日漸分裂的貧富差距，而這也是韓國當下越來越無法忽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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