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對中國的看法和意見自疫情開始以來一直在下降，現在已經達到了最低水準，這促使中國政府爭相進行更密集的說服和宣傳，以鞏固支持，並將西方作為一個簡單的替罪羊，作為原因和藉口，為傳播被認為是現實正確、沒有所謂的西方操縱和不公平報導的新聞和敘述提供理由。從地區到具體國家，所涉及的目標結果和策略各不相同，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戰略機制，來支配預期的信息和公眾輿論。
中國控制報導恐將更難被發現
如該報告中所概述的，在納入分析的30個國家中，有一半以上的國家正經歷著中國非常高或高程度的媒體影響，其中18個國家在過去3年中的影響強度有所增加；中國共產黨及其代理人對公眾和全球對中國的壓倒性負面情緒感到震驚，正在使用更複雜和越來越多的脅迫性措施，來塑造媒體敘事並壓制批評性報導。贊成北京方向的內容和媒體敘事被不斷推動，而不贊成的新聞或意見則受到恐嚇和脅迫，包括假帳戶和虛假信息運動。
大多數國家對這些策略的認識和反擊水準相對較高，但可悲的是，馬來西亞沒有。「自由之家」的報告提到，馬來西亞仍然很容易受到中國政府通過各種手段塑造媒體和公眾輿論的這些努力的影響，在媒體影響的程度和比例方面得分很高。
隨著對北京強烈的宣傳努力的抵制，反擊策略的性質預計會變得更加複雜，這使得它們更難被發現。台灣對這些搖擺不定的努力表現出最高水準的抵抗力，其次是美國、英國、法國和澳大利亞。中國反駁說，它有權傳達其對現實的真實看法，反對它所認為的西方通過對新疆和台灣的各種造謠運動，來詆毀中國的持續和聯合行動。
同樣的反駁也被用在最近聯合國關於新疆人權侵犯的報告和人權觀察的調查結果上，所有對中國人權紀錄的負面報導或對有爭議地區和台灣的令人擔憂的好戰行為，都被說成是由西方主導的全球機構和結構的無情遏制行動。他們被誣陷為一個集體，相互勾結，要剝奪北京或莫斯科在全球秩序中的合法存在權，並對西方架構提出另類挑戰。
中國新聞自由是自身失敗原因
堅持這種說法會適得其反，因為中國本身仍然是新聞自由表現最差的國家之一，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發佈的指數中排名墊底，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75。北京責備通過對新疆和其他關鍵問題的報導對其國內事務的感知干預，這些報導將中國共產黨描繪得很負面，但其自身對其他國家內部機構方向的增加和系統的入侵和策略卻被允許。
據報導，從媒體組織到智囊團和大學，以及從台灣到澳大利亞的政治領域，都有大量尋求影響和入侵的活動，以滿足北京在2049年之前實現軟、硬實力目標的更廣泛的全球目的和議程。這些活動遭到了西方國家更有力的反擊，因為他們有更高的意識和膽量來對抗這些措施，這與我們的陷阱不同。
北京繼續指責西方有不公平的目標和新聞形成，但它自己的新聞記錄一直是一個失敗的原因，在那裡，只要提到禁止的詞語就會被迅速刪除，如果人們發佈任何批評國家領導人，特別是習近平主席的帖子，就會在幾天甚至幾小時內被拉起來。通常情況下，他們會在全國範圍內消失數周或數月，然後再出現在公眾面前，對自己的行為表示道歉和悔恨。
與中國不同的是，與關於西方偏見的持續敘述相反，儘管西方有種種缺陷，但它堅持開放和基本權利的關鍵基本要素。幾十年來，新聞自由、維護人民選擇自己信仰和政府的權利、保證法治和基於規則的接觸的神聖性、承認人民在確保其基本權利方面的才能和聲音，一直是穩定、和平的核心標誌和縮影，也是國際交往和國內秩序的期望和保證的一致性。
目標國家的謬誤遭戰略性針對：以大馬為例
在內部安全上花費更多的錢來控制信息和壓制自由，這在大流行病期間以及新疆問題和香港動蕩中都可以看到，北京正試圖塑造信息和新聞的方向和內容，只要其方法不變，就會繼續受制於此。北京將需要繼續在內部保證和防止動亂風險和對中共領導層的挑戰上花費更多的錢，而不是在其外部安全上的花費。
長期的和平給全球社會和全球秩序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回報，但同時也帶來了自滿和無知，人們對功能失調的治理和被妥善處理的全球危機越來越不滿，推動了對當前挑戰的快速和簡單的解決和輓救的開放。世界各地的民主正在衰退，既定的規範和民主原則，即適當的程序和對規則和秩序的遵守也在衰退。
經濟、氣候和地緣政治方面的激烈挑戰促使人們向內看，爭先恐後地尋求快速和緊急的解決方案，以確保自己的政治生存和權宜之計，並使人民得到所需的救贖。培養情緒化的政治，在對過去和歷史的無知中，過去和現在的保證和穩定的真正影響的意義和背景活力，仍然在冷漠和無知的領域裡飄蕩。
歪曲現實和真相，在受害者的基礎上提出情感訴求和敘事，戰略性地針對目標國家和社區的謬誤和弱點，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回報。在馬來西亞，人們對關鍵問題的認識水準很低，特別是在包括南海在內的關鍵戰線上，北京樂於維持現狀，而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中心地位和低公眾參與度為中國提供了更大的長期回報。正面形象被放大了，從BRI（一帶一路）到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以及所提供的援助和投資，各種中國企業和支持結構的積極回報和影響被放大了，但對社區或我們的利益和生存產生負面影響的連鎖影響和長期的最終結果被忽視了。
不同年齡群體的戰略定位迥異
基於不同人口群體的傾向和看法，對其進行戰略定位是不斷發展的。由Z世代和其子女「Alphat世代」組成的新生代群體，被認為是成熟的目標群體，他們的立場搖擺不定，歸屬也不確定，這些都是通過新媒體上的重點欄目來完成的。
老一代人口群體的取向比較穩定，他們繼續通過傳統媒體，特別是用他們自己適合的語言來服務。正如報告中所強調的「媒體兄弟會」，特別是記者和編輯被賦予了一種持續的「棍子和胡蘿蔔」的方法，其激勵措施包括作為改變思維方式的一部分的贊助旅行，以及在塑造正確的概念和敘述他們的新聞報導時的直接壓力。被認為是批評或敵視中國的觀點或新聞被壓制，而被容忍和允許的反西方的文章和敘事則出現了內爆。
新聞報導的內容和深度越來越處於北京的邊緣地帶，這些媒體機構往往被自己的束縛所困。撤回資金或撤下廣告的威脅，以及其他許多威脅，意味著這些機構的方向和獨立性仍然受制於外國利益。對於其他媒體從業者來說，不向這些要求低頭是需要勇氣和原則的。
公民意識仍是最終的決定因素
目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接近中國複雜的尋求影響範圍的措施，以及由其主要機器——黨的統戰部領導的綜合方法。儘管有這些努力，公眾的智慧和意識仍然是最終的決定因素和重要性。媒體素養和偉大的遠見仍然是當務之急，因為人民的智慧可以判斷和做出明智的分析，而不會輕易地被遊戲中的情緒和情感所吸引。
對於我們未來的國家生存和利益來說，我們的原則和力量支柱以及我們政策的堅定性和方向仍然是堅實的、毫不動搖的和不屈不撓的，這一點仍然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很容易陷入速戰速決和解決當前挑戰的虛假預言中，這導致了我們自己的困頓和無知，但在尋求最佳回報和預期的規範和長期保證方面，需要深厚的勇氣和道德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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