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4日刊登這篇以「晶片巨人畢生志業成為科技冷戰核心」（The Chip Titan Whose Life’s Work Is at the Center of a Tech Cold War）為題的訪談，以記者進入辦公室後，92歲的張忠謀拿出一本舊書開始敘述。
那本書書名叫做「超大型積體電路系統導論」（Introduction to VLSI Systems），是本講述電腦晶片設計複雜性的研究所教科書。
張忠謀畢恭畢敬地捧著書，秀給記者看：「我想給你看看這本書的出版日期，1980年。」他說，這時間很重要，因為那是他「最早的一片」拼圖，不僅改變他的職涯，也改變了全球電子業的道路。
張忠謀從教科書裡學得的見解看似簡單：作為電腦大腦的微晶片，可以在一個地方設計，但在其他地方製造；但這想法和當時半導體業的標準做法背道而馳，於是，在54歲、很多人開始考慮退休的時候，張忠謀走上了實踐見解的道路。
這位工程師離開美國移居台灣，創立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SMC）。
時至今日，這家不設計晶片、部分是因為那本教科書才存在的公司，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尖端微處理器製造商，客戶涵蓋蘋果和輝達（NVIDIA），張忠謀不可思議的創業之旅讓台灣成為經濟巨人，他和他創辦的公司也成為人們關注焦點，但他卻說：「那樣的感覺沒有特別好，我寧願沒什麼人知道我。」
過去10年，中國也投入數以千億計美元，想複製台積電的輝煌，儘管科技領先地位的競爭愈演愈烈，但張忠謀受訪時，並不認為中國有太多機會成為半導體霸主。
他提到美國與其晶片製造盟友，如荷蘭、日本、韓國和台灣，表示：「我們控制了咽喉點，如果我們想扼殺他們，中國真的什麼都做不了。」
張忠謀1931年出生瀕臨戰爭的中國，18歲之前，在6個城市生活過，轉過10次學。1948年他與家人落腳香港，1949年移居美國就讀哈佛大學，接著轉學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機械工程。
1955年，兩度參加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資格考失利後，張忠謀決定進入就業市場。
他在自傳中寫道：「很多年後，我認為沒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運！」
當時他拿到的兩個最好的工作機會，來自福特汽車和一家不太知名的電子公司希凡尼亞（Sylvania Electric Products）。福特給他月薪479美元，比希凡尼亞每月480美元低1美元。
當他打電話給福特要求同樣的月薪時，原本友善的招聘人員頓時充滿敵意，告訴他一個子兒都不會再多。於是張忠謀接受了希凡尼亞的工作，在那裡，他了解了電晶體，也就是微晶片最基本的組成部分。
他說：「那是我半導體職涯的開始，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太棒的一件事。」
在希凡尼亞的3年為張忠謀打開大門，也更加深他對半導體的熱情。後來希凡尼亞陷入危機也讓他學了一課，讓他往後在管理台積電時派上用場。
1958年，張忠謀跳槽到德州儀器，之後成為德州儀器半導體業務的台柱。
但當1970年代晚期，德州儀器把重點轉向新興的計算機、數位手表和家用電腦市場，負責半導體業務的張忠謀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職涯進入「死胡同」。
是時候做些不同的事了。
如果說，成就台積電的第1片拼圖是那本教科書，那麼第2片拼圖，必定是張忠謀在德州儀器尾聲時的一段經歷。
那時張忠謀被派往日本解開產量之謎，他發現，關鍵在於員工，高素質員工的流動率出人意料地低。
1984年，張忠謀加入另一家晶片公司通用儀器，第3塊拼圖就此拼上。
放上這最後1塊拼圖的同時，台灣正從勞動密集的重工業經濟轉向高科技經濟，著眼發展半導體產業的台灣官員，央請在晶片業聲名卓著的張忠謀襄助一臂之力。
因此在1985年，54歲的張忠謀離開美國來到台灣。1987年，台積電成立。
和許多人一樣，張忠謀擔心美國可能因為台灣和中國發生衝突，儘管他認為這種對抗的可能性很低。
他說：「我認為中國入侵台灣、兩棲作戰以及所有類似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某種封鎖，我也是認為可能性很低，但這種機會還是有，我想避免這種情況。」
訪談尾聲，張忠謀對他無法在台積電面臨地緣政治挑戰之時掌握主導權感到遺憾，但他說，在2018年退休的時間點合理，因為當時「我確定，我們已經取得了技術領先」。
「我不認為我們往後會失去這種技術領先。」（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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